我的外公白公讳维隆，字于民，又字新五。小时候我曾问过母亲：“外公为什么字‘于民’？”母亲说，外公自己讲过：“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”这八个字，便是外公一生的注解。
外公是甘肃省榆中县哈岘乡仁和村文合岔人。生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四日（农历丁巳年九月二十日），逝世于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（农历甲子年腊月十九日），享年六十八周岁。
外公七岁起便开始在家中识字读书，一边帮着家里干农活，一边跟随曾外祖父学习中医。那些药方、那些医理、那些望闻问切的功夫，都是从民间来，从师承来，从一本本泛黄的医书里来。十五岁入仁和私塾，一九三五年考入兰州山字石小学，一九三七年毕业后即考入兰州师范学校。那是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由于日军轰炸兰州，学校于一九三九年流落到榆中县兴国寺等处上课，直到一九四二年迁回兰州时，外公刚好完成学业毕业，随即在山字石小学任教。
同年，外公考入国内名医施今墨先生创办的兰州光华国医学社学习中医，师从施先生的高徒于有五先生。因学习成绩优异，于一九四三年毕业。在此期间，他参加了国家中医师资格认证考试，成绩合格，考取了中医师资格。一九五三年六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为他换发了中医师证书（证号中字第09720号），证书上有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及五位副部长的签章。一九四三年八月，他到甘肃省立民众教育馆民众诊所担任内科医师。
这一切的“取”，他都记得。所以他回到家乡去了。
一九四四年七月，外公回到家乡开办诊所行医，同时兼做一些行政和教育工作。一九四五年六月，他任哈岘乡人民代表；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十月任哈岘乡乡长；一九四五年十月任榆中县首届参议会参议员，一九四七年十月至一九四九年八月连任第二届参议会参议员。
一九四九年二月，外公创办了仁和小学，并自出经费办学、雇用教师，担任校长至一九五二年六月。这一义举，历史性地开启了家乡正规的启蒙教育，让山沟里的孩子有了读书识字的地方。这便是“用之于民”——把自己这一身本事，还给百姓。
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，外公担任榆中县贡井区卫生工作者协会组长；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担任榆中县哈岘区卫生工作者协会主任。此期间，他还担任县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任，在多期榆中县中医进修班任教，讲授《伤寒论》。当时，他在家开办的诊所名为“于民诊所”，和他人合办的诊所名为“榆中县新民联合诊所”。一九五六年二月，榆中县人民政府卫生科吸纳药品、财产，接收人员，转制成立了县属公办的“榆中县哈岘卫生院”。外公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担任院长。
一九五九年，甘肃省卫生厅厅长柯与参写亲笔信给外公，并由县卫生局通知调他去甘肃省卫生学校任教。但外公目睹家乡缺医少药的状况，又考虑到子女的求学教育及家庭生活的艰难，婉言谢绝了。由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，政治空气愈来愈紧张，外公于一九五九年辞去了哈岘卫生院院长职务，仍在院内当医生。
母亲常说，她这一生最幸运的事，就是从小跟在外公身边。那时外公在家乡行医，母亲是第三个女儿，名叫白文弟、字作岩，年纪虽小，却最得外公喜爱，常被带在身边。外公的诊室里总是弥漫着草药的气味，案头堆着泛黄的医书。病人来了，外公望闻问切，然后提笔开方。母亲就守在旁边，研墨铺纸，用小楷一笔一画地把药方抄写下来。外公的字刚劲有力，母亲的字稚嫩却认真，一张方子写完，外公会点点头，说一声“好”。
更多的时候，外公出诊，母亲也跟着。山里的路不好走，外公背着药箱走在前面，母亲跟在后面，翻山越岭，风雨无阻。外公见她沉静好学，又心细如发，便有意将一身医术传授于她，尤其让她主修妇科与小儿科。外公常说：“妇儿之病，最见仁心。妇人一身系全家，小儿一脉传后世，这两科，要的是耐心、细心，更要有一颗慈母心。”
母亲便从此跟着外公，专攻这两科。那些年，她亲眼看着外公治愈了多少棘手的疑难杂症。有产后血崩不止的妇人，有惊风抽搐的婴孩，有久不孕育的新媳妇，还有被别的大夫摇头说“没治了”的病人，到了外公手里，几副药下去，竟慢慢好了起来。病人的家属跪在地上磕头，外公总是赶紧把人扶起来，说：“治病救人是本分，快起来。”
母亲尤其记得那些妇科的病例。有一回，一位产后大出血的妇人被抬来，面色如纸，气息奄奄。外公诊脉后，急急开方，让母亲亲自去煎药。药灌下去，血渐渐止了，那妇人的丈夫当场就要跪下。外公只摆摆手，对母亲说：“文弟，记下这个方子——妇科之症，生死一线，用药如用兵，既要胆大，更要心细。”
小儿科更是如此。那些抱在怀里来的孩子，不会说话，只会哭。外公便教母亲：“望神色，察指纹，听哭声，辨二便——孩子不会说话，但身子会说话。”母亲便一样一样地学，把那些细微的症状、对应的方剂，一一记在心里。母亲说，那时候她觉得外公像神一样，什么病都能治。
外公术业精湛，经验丰富，再加上与人为善，服务态度十分良好。他急病人之所急，以救死扶伤为己任，在家乡及北山大部分地区赢得了非常高的威望。那时医疗条件有限，居住分散，有病时要把医生找到家中治疗。无论春夏秋冬、烈日严寒，也无论白天黑夜、风霜雨雪，外公对病家有求必应，随时出诊。他常年奔波，没有假日，没有休息，由于长期宵衣旰食、栉风沐雨，终致积劳成疾，患上了慢性支气管炎。这便是“用之于民”——把自己的心血，甚至性命，都用在百姓身上。
更为不幸的是，到了六十年代的社教运动中，外公被定为“历史反革命分子”。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，他饱受非人的精神和身体上的摧残折磨。一九六九年，他被开除公职回家。批斗、游街、羞辱，白天被拉去“教育”，受尽折磨；晚上，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家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坐到诊桌前。门外的病人还在等着，那些人都是偷偷来的。他们信外公，不怕受牵连。外公也不问他们怕不怕，只问：“哪儿不舒服？”然后诊脉、开方。母亲依旧在旁边研墨，依旧用小楷抄方。她的手有时会抖，但笔下的字依然工整。外公的手有时也在抖，那是白天被斗留下的伤，但他开的方子，依然精准。那些妇科的方子、小儿科的方子，就在这样的夜晚，一张一张地从外公笔下流出来，又从母亲笔下抄录下来，送到病人手里。
那时候有人劝他：“都这样了，还看什么病？别连累别人。”外公沉默良久，说了一句话：“我这点本事，本就是老百姓给的。他们需要，我就得给。”这便是“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”。哪怕自己被剥夺了一切，哪怕明天生死未卜，但只要今天还能坐在诊桌前，他就要把这“用”字坚持到底。
那几年，外公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，完成了三十多万字的《医药随笔》。白天被批斗，晚上坐诊，深夜伏案写作。他把家族的医学传承，把自己几十年的行医经验，把那些治愈过的疑难杂症，尤其是妇科与小儿科的独到心得，一一记录下来。他知道，这些东西不能失传。他知道，哪怕自己受尽屈辱，他也要把这些留给后人。可叹的是，在黑白颠倒的荒诞岁月里，这悬壶济世的至善之行，竟成了施暴者口中的“滔天罪行”。当然，其间也不乏许多有正义感、有良知的善良人们的保护。母亲说，她半夜醒来，常常看见外公屋里的灯还亮着。直到一九七八年，十年沉冤才获平反昭雪，外公恢复了公职。
那一年，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作为座右铭：
“我能生存一天，我要学习一天。”
那一年， 他已经六十一岁，身体早已被摧残成严重的肺心病。可他还在学习，还在看病，还在写作。他还在“取”——取新知，取经验，取一切还能学到的东西。他也还在“用”——用这些所学，继续看病，继续救人。母亲问他：“爸，你不累吗？”外公笑笑，说：“人活着，总要有点用。”
一九七九年七月，外公办理了退休。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，甘肃省人民政府为他颁发了荣誉证书，表彰他“从事中医药事业三十年，为发展中医药事业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作出了贡献”。外公拿到证书的那天，看了很久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收起来，什么也没说。于他而言，最大的荣誉不是那张纸，而是老百姓口中那句“白大夫是个好人”。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，外公终因肺心病心力衰竭，与世长辞。
母亲说，外公走的那天，天很冷。送葬的队伍很长，很多是他救过的人，很多是他没救过来的人的家属。他们从十里八乡赶来，跪在黄胶泥洞子的坟前，哭得撕心裂肺。
母亲说，那一刻她忽然懂了，什么叫“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”。外公从民间来，最终也回到了民间。他这一生，把从民间“取”来的医术、学问、品德，一分不剩地“用”还给了民间。他走的时候，干干净净，坦坦荡荡。
外公的一生，是勤奋进取、敬业奉献的一生。他医术精湛，一丝不苟，千帆过尽终不悔！挽救了病人，牺牲了自己。
外公的一生，是历经磨难、饱受挫折的一生。他直面人生，百折不挠，千磨万击还坚劲！淫威不屈，贫贱不移。
外公的一生，是高风亮节、光明磊落的一生！
在后辈的心中，懿德及子孙，虽死犹生，楷模永驻。
在乡亲们口中，术业通歧黄，杏林满誉，风范长存。
清波万里任人看。每当我回到家乡，听到老人们提起“白大夫”的名字，看到他们眼中流露出的敬重与怀念，我就知道，外公没有走。他活在家乡人民的记忆里，活在他救治过的病人心中，活在他亲手创办的仁和小学的读书声里，活在他留下的三十多万字《医药随笔》的字里行间。外公的字是“于民”。于民者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他用一生，诠释了这两个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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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，母亲还时常提起那些跟着外公出诊的日子，那些用小楷抄方的夜晚。她后来常给人看病，尤擅妇科与小儿科，用的都是外公当年手把手教的方子、一句一句传的医理。她说，外公教会她的，不只是怎么治病，更是怎么做人。人这一辈子，本事从哪儿来，就该用到哪儿去；老百姓给了你什么，你就要还给他们什么。母亲白文弟接过的那一脉——妇科与小儿科的仁心仁术，便是外公“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”最直接的延续。外公留下的《医药随笔》还在，三十多万字，每一页都是他深夜伏案的痕迹。外公写下的座右铭还在：“我能生存一天，我要学习一天。”外公的精神还在，传给了母亲，也传给了我们。
我们会传承您的精神，恪守“忠孝勤俭诚信”的家风，多读诗书，勿懈勿怠，以告慰您的在天之灵。
外公，您这一生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——足矣。
（特别说明:答应父亲写篇关于参与公车上书的高祖父滕鈁的事迹文章，但都以资料不全为借口迟迟没能落笔，直到年前父亲病危，再次给我提起，我羞愧难当，让父亲遗憾离去。用过年假期梳理完成了高祖父的文章，总算告慰父亲在天之灵。母亲看了很是感动，希望我也写写外公白于民大先生，我不敢怠慢，连夜赶稿，算是及时尽孝，慰籍母亲大人。）
外孙女滕灵芝写于北京
